农村结婚难离婚易,30岁青年娶妻难,疯进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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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张天赐社会观察
在我们村子里,结婚生子,这似乎已经悄然成为衡量一个男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尤其是老一辈,他们拥有更强烈的婚育欲望乃至执念,因为他们觉得,貌似只有通过婚配的形式才可以顺理成章的生儿育女,完成香火传承的“任务”,从而过完“相对成功”的一生。
乡野的生存惯习决定了他们的认知范围,在他们丰富的经验和有限评价标准里,男孩子长大娶不着媳妇的,就成了笑料,女孩子长大后,结婚彩礼不合适的,就是不太受婆家重视,彩礼越高的,就往往被传为“有出息”。于是,传统意义上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大有变成“男大当“诨”,女大当“价”之势。而与之交相辉映的便是“婚恋”是人生必要环节的执念和一地鸡毛的婚殓现实。
笔者今年春节并未回乡,但家乡村里的故事跨越千里仍能传入我的耳中,尤其是村中年轻人婚恋的故事,我听了之后心情万分复杂。
案例一:姐姐的小学同学(30岁左右)因娶不上媳妇儿,人疯掉了,住进了精神病院;
案例二:同乡的邻居大哥(30岁出头)多年相亲未果,娶了大龄二婚的女性也不再被人诟病,2月份介绍认识,5月份就结婚,因为生怕又黄了;
案例三:同乡的阿土哥(23岁)一口气拿出50万,从说媒到婚礼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
案例四:桓表哥(30多岁)丧妻后被骗婚一次,又谈崩一次,共散尽了几十万积蓄,也没娶上媳妇,人财两空;
案例五:炜表哥30多岁,双方协商拿20万彩礼一致后,女方再次以“首付”为由要30万现金,并需现在就交到女方手里,遂谈崩。
案例六:同乡的小宽哥十五六岁时便结婚了(举办了婚礼),育两子,现已离婚,孩子皆归女方抚养。

据闻,案例一疯掉的老哥,其主要压力其实来自婚恋困难衍生出的乡野舆论压力,案例二的老哥说明村野的男性结婚压力确实要远远高于女性,以上的六个案例无不表露着结婚难,离婚易的事实,在我们看来,可能就是一桩桩茶余饭后的谈资,但于当事人及其家庭而言,却是妥妥的悲喜交加。
在村里“情报传播站”的公众认知标准里,以上案例中,案例三中的阿土哥是最成功的一个。那么阿土哥的成功的复刻可能性有多少呢?
小土哥之所以能在以上案例中脱颖而出,一口气拿出的50万现金可以说是决定性因素。那么讨论便从此处展开。
阿土家的50w从何而来?
据笔者了解,阿土哥是家中长子,另外还有一弟一妹,共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家两个儿子早早辍学(结婚的是老大),女儿有样学样的不久后也辍学,一家5口举家长期外出打工,工钱由父辈掌管,此次一口气拿出的50万,不必说便是如此得来。
五十万去了哪里?
据笔者了解,这20万是作为彩礼给了新娘的娘家,并且娘家明确表示其家中有一男孩,以后结婚需用大量钱财,所以50万不会返还。
对于彩礼的性质、利用方式及其归属问题,相信很多读者和很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和认知方式,笔者在此处就不再置喙,因为在这50万背后,我好像察觉了更深远的矛盾。
阿土哥的“成功”,看似是父子齐上阵感天动地的家庭奋斗所赢得的胜利果实,但这里面其实涉及了严重的家庭成员劳动分配公平问题,细想下来,也极有可能为之后的经济性分配埋下隐患。
以一个亲戚家的前车之鉴来说吧,W姑家有三个儿子,起初也是一家五口人外出打工。最初,全家打工挣得的钱都为老大娶媳妇盖房子了,后来老大成家,老大打工的收入便从这份“公共水库”的充盈工作中自然退出,其自己的工资自己掌握,那么老二的婚姻储备金来源便相较于老大减少了一个劳动力。老三也同理。明明应该办完一个儿子的事情,老两口就应该更轻松一些,但事实却恰好相反,最后的结果就是,每结婚一个儿子,下一个儿子的结婚储蓄积累就递减一次,老两口的压力就更大一分。再加上,老两口的个人倾向在老大率先结婚,并育有一孙后,首次喜当爷奶的心理使得他们牵扯了更多的其他儿子眼中的分配不均问题。再加上接二连三出生的孙子孙女,因为为老大家的子女付出了“照顾”和“经济支持”,其他孙子孙女也索求相同的待遇,所以两人的压力不仅没有减小,反而事情越办越多,压力越来越大。老两口忙碌半生,三子纷纷成家,但他们自己却连一处固定居所都没有,兄弟间也并不十分和睦,老人的养老问题已经可以遇见一二了。
有点延伸过度了,回到村里年轻人的婚恋问题。
据笔者了解,村子里的年轻人其实并未出现网传的年轻人不想结婚以及不婚不育的态度,反而对婚恋的态度基本一致,那就是“还蛮想结婚的”。
虽然初心都是想要婚恋,但他们对婚恋所作出的行为表现却在客观现实的区分下出现了一定的分化。
1.年轻人对待婚恋的几种表现:
一是迫切地为结婚做准备。
父:你再不结婚生子,我迟早变成笑话。
母:抓紧时间,我等着抱孙子呢。
儿:我也在努力啊!
二是躺平。
父:你不结婚生子,我迟早变成笑话。
母:抓紧时间,我等着抱孙子呢。
儿:在家啃老多添一双筷子,结婚生子掏空六个钱包。
三是间歇性水泥封心,专注搞钱。
2.长辈对待婚恋的态度
相较于“当事人”对待婚恋事宜的不同表现的分化,父辈对待孩子婚恋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即迫切地希望孩子结婚(主流)。而躺平随缘的父母,实属无奈之举。几乎不存在第三种。
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为什么以上的案例和举例皆是婚恋中男性的视角的男性故事。其实笔者也很纳闷,结婚明明是两个人和两个家庭的事情,为什么在大众认知中乃至在相关故事的传播中,就偏偏变成了男方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事情呢?
其实这并非笔者刻意筛选为之,而是在事实中听闻的案例便是如此,今年所听说的、目睹的获得传播的所有婚恋故事尽皆如此。这也从侧面显示出在村庄之中,女方往往能够“挑挑拣拣,寻觅良婿”,而男方则往往是“生怕黄了”。对于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是村里的女生确实少。
一方面,从历史角度讲,科技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曾快于法规的完善,这在重男轻女思想尤其重的中原农村地区,直接导致了一定年龄段内男孩多女孩少的客观局面。另一方面,有过外出求学甚至外出打工经历的农村女生,再见识过广阔天地后,便很容易对自己的另一半有更高的要求,相当一部分已经在读书或工作场所完成了人生的婚配过程,面对这种局面,村里的男性只能望婚兴叹了。
二是村里的女生也普遍不太情愿嫁给村里的男性,而农村男性想娶到城市女性难度更高。
因为相对于城市,农村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就业机会有限,收入水平较低。农村男性往往较多从事农业劳动或者临时性的工作,收入不稳定。这使得农村女性担心嫁给农村男性后无法享受到稳定的经济来源,对未来的生活感到不安。同时出于未来子女教育、生活环境以及养老等问题,所以很多人干脆在择偶时就不再考虑农村男性。
三是女方往往能够在婚姻进程的各个环节掌握主动权甚至决定权,这包括彩礼金额、婚礼操办规模、舆论倾向等。
而男方则往往只能只掌握“随时中止”进程这一项主动权,但问题是,男方偏偏是“被挑选”的一方。所以“任人拿捏”乃至骗婚事件屡见不鲜也就不意外了。
四是村庄传统婚恋过程中男方的迁移成本巨高。
在乡村背景下,传统的结亲环节,从聘找媒人到相小孩(相亲),从定亲到婚礼操办,从购房到购车,结一场婚中的绝大部分经济性投入都在男方。其中,媒人的辛苦费、各种场合的烟酒费是决定讨要不回来的,彩礼是可能要不回来的,房车如果在“态度”的考验下加名,也是有机会被分割的。
以上种种因素导致了这种在乡村婚恋中女强男弱的现状。
其实,排除传统认知中的“伏弟魔”家庭和不太认同国家零彩礼倡导的父母以及骗婚行为之外,女方讨要彩礼,也是有自己考虑的。
首先,女生婚前讨要彩礼可能是出于社会和文化压力。前文已经讲过,“女大当‘价’”可并非一句玩笑话,而是在乡野田间客观存在着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婚姻被视为一个家庭的重要事件,而彩礼则被视为家庭的尊严和地位的象征。女方家庭可能希望通过彩礼的高低来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同时,女生也受到了来自亲戚、邻居和朋友等社会压力的影响,她们可能会担心嫁入一个彩礼较低的家庭会被人议论和看不起。
其次,女方家庭可能希望通过彩礼来帮助女儿的未来生活。彩礼作为一种经济支持,可以为女生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此外,女生的彩礼也有一定概论可能被视为她们的嫁妆,用于购买家庭用品、金饰和其他必备物品。女生和家人可能认为高彩礼能够为新婚夫妻提供更好的经济基础和生活条件。
除此之外,心理因素也有一定影响。据闻,部分女生希望通过要求高昂的彩礼来验证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她们认为高彩礼可以证明自己的魅力和吸引力,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和尊重。此外,一些女生可能在要求彩礼时抱有一种保护自己的心理,认为高昂的彩礼可以为自己在婚姻中提供更多的权力和保障,让男方在婚后生活中有不良念头时需要“好好掂量掂量”。
其实,笔者在村庄之外看到也有一些女方家长对彩礼的态度有所改变。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和女性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关注女儿的幸福和婚姻质量,而不仅仅是彩礼的高低。谁不希望女儿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爱她、尊重她并对她负责的伴侣?这些家长更加重视婚姻中的平等和幸福感,他们可能会鼓励女儿放下对彩礼的过度依赖,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婚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