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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就被新冠误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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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风窗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程。

截至2023年1月10日,GISAID(全球共享所有流感数据倡议)网站上,来自全球215个国家地区,共提交了1450万份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

三年时间,这些序列展示了新冠从原始毒株到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种种细节,描述了全球范围内最精确的病毒进化图景——不在烧瓶,不在实验室,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如果把每一份序列看作新冠病毒进化史的快照,那么,这1450万份照片,以每秒24帧的帧率播放,足以制作一部长达160个小时的史诗级剧目。

在这个漫长而诡谲的故事里,我们会看到,一颗病毒的“种子”,如何长成了眼下这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一些惊心动魄的突变,又如何改写了整个病毒进化的轨迹。

进化树,是用遗传密码写成的历史叙事,是延伸到遥远家族的血统记录。在这个庞杂的发育系统中,我们会找到新冠病毒的过去、当下和未来。

一场革命

在许多方面,病毒像一个大家族。它有巨大而复杂的家庭结构,有很多表兄弟姐妹、姑姑、叔叔、奶奶和爷爷。

就像人类家庭一样,科学家可以为病毒生成家谱,显示每个成员(变体)与其他成员的关系。子女通过分支与父母相连,表兄弟姐妹通过它们的祖父母相连。

对于病毒来说,这些家族树让生物学家了解到病毒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的,以及,在未来会有哪些变化。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SARS-CoV-2的家谱产生了比任何人的预期都更多的惊诧。一个又一个的害群之马,揭竿而起,统领了整个家族,又迅速被取代,迎来全新的变体,接管了权力的游戏。

事实上,这不是病毒进化树最初的成长面目。新冠,从一开始就误导了人类,以至于我们对其“发育能力”过于低估了。

2020年1月10日,科学家们分享了新冠病毒的第一个基因组,这是新冠这棵大树生根发芽的时刻。

那时候一切都是混沌的,没有“SARS-CoV-2”,没有“Covid-19”。这个单一的、神秘的基因组,向世界提醒了一种导致不明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

此后,各国开始疯狂寻找这种病毒的踪迹。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冠状病毒基因组被测序,在阅读这些文字的短短一分钟,就有数个基因组序列诞生。不到一年,上百万序列向全世界公开,成为人类历史上被测序最多的病毒,堪称一场基因组流行病学的革命。

GISAID这样的在线数据库,也得以名声大噪。GISAID是“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的简称,该组织鼓励全球各地的研究机构实时分享病毒的基因组数据。

有了庞杂的数据,再根据一定规律进行分类和命名,病毒的家族世系就构建起来了。在流行病防备中利用这些信息,掌握病毒的突变率,重组频率、地理传播模式和种群动态等。这对预测病毒的进化行为有着极其重要的帮助。

最初,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生物信息学家ÁineO'Toole创建了一个名为Pango的命名系统。根据这个系统,如果分析表明新的样本来自同一个最近的共同祖先,那就意味着它们是冠状病毒树上的一个独特品系,随后,这些品系会被分配一个字母和数字,例如B.1、B.2等。

随后,世卫组织公布了一个更方便记忆的命名系统,用希腊字母来标记。我们所知的德尔塔和奥密克戎便是由此而来。

有了病毒进化树的构建,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在2020年,新冠病毒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早期的家族树,看上去有点“乏善可陈”。只有一根树干直冲云霄,没有开枝散叶。

彼时,许多病毒学家认为他们知道病毒将如何演变:缓慢且常规地发展。

毕竟,作为一种RNA病毒,新冠的突变速度其实不快,平均每半个月会出现一个复制错误,比一般流感慢了一半。

再加上,新冠具有一个非结构蛋白NSP14,可以裁切复制出错的部分。这种自我校对功能,理应给新冠一个更稳定的进化环境。

大流行早期,一些病毒学家试图就新冠变体的研究进行拨款申请,无一例外遭到了质疑。马萨诸塞大学的病毒学家JeremyLuban回忆道:“在2020年3月,我试图写一份研究变种的拨款申请。我不得不说,我得到了很多同事的指责,他们说:“你知道,这种病毒反正不会变异。”

但是,这一年年底,新冠进化树的进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然间,突变加速了。南非和英国的基因测序显示,当地出现的变体,不再像早期变体那样只有几个突变,而是扩展到约20个。后来,它们分别被世卫组织命名为阿尔法和贝塔。

新冠的家族树开始复杂起来。

在主干上长出了一堆变体的分支,不仅有阿尔法和贝塔,还有Gamma、lambda和mu等。而在树的顶端,几十个德尔塔的分支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总体树冠。

科学家开始呼吁,基因监控的重点,是要关注德尔塔的顶端,不同亚系将如何发展。彼时,人们以为势态很明朗,未来很清晰,对于家族树的成长尽在掌握。

然而殊不知,新冠再一次戏耍了人类。在某个无法被确知的地方,一个隐藏的分支,正在悄然生长。

“孤儿”病毒

2021年底,南非人口最多的省份豪登省的牛痘病例再次出现。而在西开普敦省,斯泰伦博斯大学,病毒学家图利奥·德奥利维拉(Tulio De Oliveira)感到有些奇怪。

德奥利维拉坐拥这个国家、乃至整个非洲大陆最好的生物实验室。他所在的生物医学研究大楼,价值一亿美元。此前,他一直对寨卡、基孔肯雅等病毒进行监测,但新冠疫情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很多国际卫生组织给他提供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设备,其中就包括基因测序仪,这也使得南非得以向世界公布了非洲大陆最多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

非洲是个很特殊的地方,长久以来,非洲很多国家并不具备测序能力,提交给国际社会的新冠基因序列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里,病毒的进化、传播,成了一个巨大的盲区。

有着领跑非洲的科技水平,南非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窗口。早在2020年底,南非的东开普敦省便检测出一种传播性更强的新变体——后被世卫组织命名为Beta。

警惕的德奥利维拉意识到了不对劲,牛痘病例出现后,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之感,占据了他和他的团队,他们加紧新冠疫情相关的测序实验。

其中,一些样本采集于工作开始的10天前,当时,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发生了一起学生聚集疫情,几个人感染了数千学生,只是,这并未引起南非卫生部门的重视。

基因组测序的价值在于,它可以确定生物体或者细胞的遗传蓝图。传播过程中,病毒从一个宿主跃迁至另一个宿主,会在遗传信息中留下重要的故事。科学家根据这些线索,可追踪病毒如何随时间而变化。

只花了一天时间,他们就确定了一种高度传播的新变体,随即向该国总统和卫生部长进行了汇报。第二天,也就是2021年11月25日,德奥利维拉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个变体的基因序列,并上传至GISAID。

次日,世卫组织将其列为第五种“值得关切的变异株”(VOC),并取希腊字母命名为Omicron(奥密克戎)。

1月份的《自然》杂志上,德奥利维拉团队在发表的文章中写到,奥密克戎集群与任何已知的VOC(关切变体)或感兴趣的变体(VOI)以及在南部非洲流通的任何其他支系都高度不同。

这几乎就像新冠家族树上凭空出现的巨大支系,没有任何警告或迹象表明它正在增长。

事实上,在这个分支的末端,已经发展出多个兄弟姐妹的枝叶,并准备在全世界爆炸性地传播。

当时,BA.1系已经横扫世界,BA.2正在接管南非。家族的第三个兄弟姐妹也出现了。很快,更多兄弟姐妹搭上了环球旅行的步伐。

现在的故事,我们已经知道了。奥密克戎携带了50多个突变,其中30多个有助于改变病毒尖峰蛋白与细胞结合的能力。它有着强大的传播能力和免疫逃逸能力。眼下这颗星球,已经被奥密克戎各大分支统领。迄今,已有数百支在此消彼长。

但很多问题悬而未决。

站在系统发育学角度,奥密克戎将被安放于何处?它的祖父母是谁,它的表亲有谁?一年多了,我们依然无法追溯奥密克戎的过去,这种知识上的空白,给新冠大流行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这也意味着,科学家们无法得知,在这颗星球的某个角落,是否存在另一批变体正在复制、变异和进化。

瑞士伯尔尼大学的流行病学家艾玛·霍德克罗夫特(EmmaHodcroft)说,这棵树上,可能还有几个长长的——而且看不见的——分支在生长。而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些分支之一可能会萌发出另一个快速传播的变种家族,与奥密克戎相似。

霍德克罗夫特一直致力于通过基因数据库来实时跟踪新冠的变化。她主导的Nextstrain(意为“下一株变体”),是一个开源协议,它利用了GISAID的数据库,构建了一个非常直观的新冠进化树,详细展现其每个突变位点及个数,由此可视化病毒爆发和传播背后的遗传学,实现实时跟踪病原体的变化。

从GISAID到Nextstrain,基因组流行病学和开放科学似乎提供了一种愿景,新冠的进化,似乎尽在人类的掌握之中。

但奥密克戎的出现,暴露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科学家的监测视野,出现了众多被忽视的盲区。奥密克戎并不是在南非诞生的,后来的回顾性研究表明,在被确认前,它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扬帆起航。

人类免疫力的变化,加上变体的持续变化。如今,对新冠病毒的监测,变得无比复杂起来。

为下一场大流行做准备

1837年,伦敦一位分类学家告诉查尔斯·达尔文,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拍摄了很多雀鸟,他不小心把它们混在一起,实际上是许多不同的物种。

达尔文想知道,这些雀鸟是否有一个来自南美洲大陆的共同祖,是否所有的生命都是通过变异过程演变而来?

达尔文在私人笔记本上画了一棵简陋的树,这棵树显示了一个单一的祖先种群是如何分支成许多物种的,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进化路径。

22年后出版的《物种起源》只包括一张图:一棵进化树。生命之树对于生物学来说,就像元素周期表对于化学。达尔文给一位朋友写信,他说:“虽然我不能活着看到这个时刻,但我相信,这个时刻将会到来,届时,我们将拥有伟大的自然王国最真实的谱系树。

早期的基因测序昂贵且乏味,但到了21世纪,事情就不一样了。

早些年,《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单一的统一生命树的文章。作者发现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每个基因组都包含许多不同的基因,而每个基因都可能产生不同的进化树。

回到病毒的领域。

造成病毒爆发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广泛且复杂,人类人口增长、旅行频率和范围增加、土地使用模式改变、饮食改变、战争和社会动荡以及气候变化,种种因素,都增加了人类与储存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

病毒爆发所产生的问题,用一个电子游戏术语的形容再恰当不过:战争迷雾。我们无法确认友军以外的战场情况、敌人分布及活动轨迹。很多问题只能用基因组流行病学来回答:病毒引入人类的时间、地点,病毒出现的生态因素基础,感染事件之间的联系,病毒进化的性质,地方适应性的证据。这些问题,仅凭过去那种病例数据、基本繁殖数R0难以回答,也无法为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提供精确的信息。

现在,病毒基因组测序和系统发育学的进步,意味着,我们能在分子精度层面回答上述问题,并开辟新的调查领域:如何预见下一场大流行病?

对病毒群体的遗传多样性进行系统发育分析的常见方法是,从采样的病毒基因组中推断出一棵以时间为单位的树——有根的、有时间校准的树,提供树根处最后一个共同祖先的日期,以及每个单独的分支事件。这些分支事件,与病毒如何从一个病例传播到下一个病例相对应。

这种洞察力,可以为正在发生的疫情,提供关键的信息。

为了准备下一阶段的大流行,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方法,将全球基因组监测和及时评估新变种的表型特征联系起来,这将有助于诊断法、疫苗、治疗法和非药物干预措施的及时更新。

这里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消除监控盲点,捕捉到足够及时、全面的关于病毒进化趋势的数据。

盲点与懒惰

眼下的困境是很明显的。数据采集上,全球存在巨大的差异。

去年,《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只有38.1%的国家(45个)进行了高水平的常规基因组监测,主要是欧洲国家排在前列。有76个国家,没有确定的基因组监控策略数据。有些因素很显著,比如地中海东部地区、非洲和美洲等众多低收入国家,测序能力本身有限。

但是,科技发达的美国对测序也极为冷淡。疫情前两年,美国基因组测序与确诊病例的比例不到1%,排在全球第38位,仅次于冈比亚、越南和泰国。很多数据还是几个月前的,非常之零散,美国联邦政府做过两次努力,试图推动测序工作的开展,但收效甚微。

亚洲国家和地区,从2020年1月10日至2022年12月29日,日本、新加坡相对较高,比例分别为1.82%、1.28%。中国台湾仅有0.03%。

中国大陆向GISAID提交的基因组序列也不多。截至2023年1月3日,共773条,其中有564条于2022年12月1日后收集。这些序列中,仅有95条被标记为本土病例,187条被标记为境外输入病例,261条未被标记。

中国防控政策调整后,病例激增,一个难题也复现了出来:没有足够的数据反应奥密克戎的情况。不过,今年年初,中国疾控中心表示,目前尚未发现新的变异株。

从进来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走向了懈怠。2022年底,日本的测序比例来到了0.13%、韩国则为0.013%,中国台湾0.002%,近乎可以忽略不计。相较而言,这些地方的每日新增病例,并没有显著降低。

今年年初,Hodcroft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每隔几个月,我们就会看到,用于这种数据收集的努力和资金数量正在减少。对我来说,问题始终是,我们如何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数据,以便如果有变化,我们将能够真正看到它,并提出建议或警告或任何需要做的事情?"

关于冠状病毒,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是为曾经的短视付出代价。2003年,SARS短暂地袭击了人类,一个夏天,它很快散去,如暴风骤雨般。

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也曾短暂兴盛过,但随着SARS病毒散去,科学研究的兴趣和资金也很快枯竭。长久以来,关于冠状病毒的基础研究,只能靠少数非商业性机构勉强维持。

2018年5月,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就发出警告,某种呼吸道传播的病毒,可能引发下一场全球大流行,足以改变我们的文明。

2年后,一语成谶,新冠以史无前例的方式爆发了。

从阿尔法到德尔塔,再到奥密克戎,新冠一次又一次给我们制造惊喜,它总能以所有人无法预料的方式进化,然后打人类一颗措手不及。

跟当年SARS不同,如今的科学,似乎做了它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但新冠还是一次次戏弄了我们。更因如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走向懈怠、没有任何理由安于目光短浅。

我们没有预言未来的水晶球,没有任何人敢断言新冠将何去何从。而它大概率还会一次次地玩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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